北大博导：卫生之道在卫生之内 更在卫生之外
2019-04-06 王红漫 / 光明网
——摘自《大国卫生之道》卫生之道在卫生之内，更在卫生之外。如是我言，源于笔者对道德理解、对医事的认识。什么是道，不同人有不同的认识。“道不可言，可言非道”这是庄子的说法。孔子则认为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（《中庸》）。这似乎与老子讲的“圣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不相合。如果换个角度重新解读经典，把既讲自然，也讲人品糅合起来味道，就不难发现“道不远人”即使老子也承认“道可道非常道”
——摘自《大国卫生之道》
卫生之道在卫生之内，更在卫生之外。如是我言，源于笔者对道德理解、对医事的认识。
什么是道，不同人有不同的认识。“道不可言，可言非道”这是庄子的说法。孔子则认为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（《中庸》）。这似乎与老子讲的“圣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不相合。如果换个角度重新解读经典，把既讲自然，也讲人品糅合起来味道，就不难发现“道不远人”即使老子也承认“道可道非常道”（《道德经》），既有常道也有非常之道。
古为今用，本文之要旨在于揭示卫生常道和非常之道。
对于“卫生”，大家应该知，也有所知，却又不甚知。或许有人认为，这个概念只要按通常的理解方式就可以了，这恰恰是社会矛盾和群体利益冲突的原因之一。通常的观点多有很大倾向，共识还未达成，我们研究要对概念明确界定。
卫生是人类为疾病医疗、健康关怀提供必要的保障，既可以个人自给，也可以群体和政府提供。在政策层面和法律意义上的个人卫生，便上升为公共卫生。历史告诉世界，公共卫生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后的产物，其诞生后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始终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。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卫生，其常道——就是国民要有贵生思想和康乐环境，更要有健康的习惯，为本。需要国家、社会、个人形成合力，达到人与己、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信仰的和谐圆融。非常之道——求医问药、卫生改革，为末。
现实生活中人们越来越着卫生之相，把非常之道作为常道，以至于卫生事业似乎患上了“消渴症”（中医诊断的病名借喻：临床表现三多一少，患者吃的多、喝的多、尿的多，还消瘦），医疗仪式化凸显，人们一方面对医药和医疗仪器设备检查顶礼膜拜，政府和国民的投入均在增长，一方面又抱怨昂贵的医疗支出（经济可及性差）和看病难（地理可及性和/或技术可及性差）。于是乎，有医院和医生抱怨“谁动了我的奶酪”，有媒体为百姓“看病难”奔走呼号，有学者质疑“医疗卫生改革不成功”，甚至有人提出了颇具颠覆性的观点“医院是合法的屠宰场”。
其实这不仅仅是某一国家和地区的卫生现象，翻阅卫生领域的文献，结合笔者近十年对欧、美、亚主要发达国家的实地考察，发现全球卫生水平还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，各国卫生发展都不同程度桎梏于成本、渠道、覆盖率等难题，患者对医疗服务的不满日益加剧，效率低下的医疗体系、质量欠佳的医疗服务、看病难且贵的就医表使整个世界卫生改革入泥潭，成为世界性难题。
如何走出困局？常道为体，非常之道为用。如前所述，“常道”——即国民要有贵生的思想、康乐的环境，更要有健康的习惯，这不仅仅是生理卫生的问题，也是心理卫生问题；不仅是医药、体育的问题，也是德育和智育的问题；而且重在“育”。这里的“育”有两层含义，一层是正心、诚意、修身，自觉自育；另一层是教育和教化，他觉，既在家庭和中小学乃至大学，教育应该避免形式主义、升学主义和孤立主义；充实青少年的生活内容，职业生活和公民生活（职业生活中包括生产技术与服务精神，公民生活里包括政治常识、民主精神、修辞能力和利用闲暇时间的方法，利用闲暇时间可以保健、审美，使生活更加愉快）——此乃卫生之道的基石。无基的卫生之道，其社会的表征只能是人人都在怨，却谁也怨不着。自育和他育在健康习惯中最重要的是：
1．清洁——包括居室、衣被、家具、器皿和饮食都能保持清洁；饮食要讲求营养更要有节制，既不可暴饮暴食也不可偏食、厌食。
2．秩序——起居有常、作息有律，应四时之气，与自然和谐圆融。
3．平秘——情感和理智能够保持和谐，中国传统哲学强调“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”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礼、乐的精髓。礼的作用是节，节制情感；乐的作用是和，调和情感，亦即《中庸》之谓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的人与人之中正仁和。
4．信仰——是社会的安定力，信仰是人生哲学的基础，没有信仰就失去人生的归宿，社会没有信仰就失去了社会的安定力。
非常之道——即为医事。当今医事，深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影响，其中苏格拉底和培根的方法论影响深刻。苏格拉底对于医事的最大贡献在于将医学的研究对象从对“宇宙”和“超宇宙”的虚妄研究拉回到了对“人”的研究。“人”的有限性决定了疾病和死亡的必然性，故抛开“人”而去穷究疾病和死亡的“宇宙”和“超宇宙”之源，只能是缘木求鱼。培根提出的归纳法是医事的主要研究方法。研究者和受众从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事实中得出理性知识，然而归纳法有着其逻辑不合理性。归纳法起源于对演绎法的批判，它具有概然的保证性，逻辑前提是相信联系的存在。文艺复兴讲以“人”为中心，但更强调人的意愿，即“I will， so I do”，而意愿（will）来源于人的需求（need），而需求来源于人的感觉（feeling）。现代医学恰恰产生于文艺复兴的“主感觉时代”。而归纳法的逻辑前提正是来源于这种感觉，以至于 “医学已成为自身成功的囚徒”（波特），“大自然治病，医生只是助手”（希波克拉底）渐行渐远。
“我们若不更加深邃，定将更加复杂.我们将永远处于可能性的膨胀的视界之中心”（当代杰出的科学家霍金），但愿我们的族群变得深邃，而不是复杂，东方哲学为此提供了跨越时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，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谈到“夫道者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，可以长久”（《黄帝内经》）指出人要健康长寿，就要有知晓并应用天文、地理、人事的文化；东汉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也提出“人禀五常，以有五藏”，强调“五常”既“仁义礼智信”五德对人五藏的长养作用；唐代孙思邈《千金方》进一步指出“故体有可愈之疾，天有可赈之灾，圣人和以至德，辅以人事”……无一不指出圣贤道德文化对社会的稳定和身体的健康有双重作用，重视并强调“天、地、人”整体观和辩证观。
故，卫生之道在卫生之内，亦在卫生之外；道在于心，亦在于行。相信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普及，贵生思想和康乐环境、健康习惯的普遍建立，人与己、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信仰顺随中道、和谐圆融内化为人类的价值取向，外化为行动，众生和医学都终将成“解放的普罗米修斯”。
“全民健康覆盖：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地方” 与天不老，与国无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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